强者才有公平，落后就要挨打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公元1898年9月18日夜，北京南城。

法华寺内红蜡高挑，烛花噼啪作响，袁项城高坐紫檀龙纹太师椅，朝服补褂，顶戴花翎，闲敲棋子，品着桂花茗茶静候贵客。刚递上拜帖的这位客人是圣上眼前的大红人，可半点怠慢不得。自光绪二十一年起在天津卫咸水沽附近小站练兵，四年心血，如今手中可是实打实地掌握着一干精兵强将，昨天觐见时，皇上御笔一挥，加封自己二品侍郎候补。如若龙恩浩荡，更擢以重用，再加上手中兵权，假以时日未尝不能做下一个曾少保、李合肥。

正在内心得意之际，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袁项城的思绪。片刻，一位皮肤微黑、剑眉俊目、身穿月白色长衫的青年，在仆役引路下快步进屋，双手抱拳，长揖一礼。

让袁项城这位官场混迹多年的老油条始料未及的是，夤夜来访的这位军机章京坐定后，连自己亲手奉上的新季香茗也无心品鉴，在向他透露西太后召见宠臣荣禄密谋废帝的消息后，径直掏出圣上密诏，要他率兵诛杀荣禄，进攻颐和园，围困西太后。

“谭大人放心，杀荣禄还不就像杀条狗。圣上对袁某恩重如山，共襄大义，举兵勤王，正在此时！”

得到袁世凯的承诺后，谭嗣同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康有为、林旭等维新同仁在等待他筹划下一步对策。

十天后，谭公在菜市口慷慨就义。

戊戌之变

公元1898年，农历戊戌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先行者们幻想依靠封建统治和皇帝在中国变法图强的梦想破灭，随后十余年，接踵而来的是帝国主义变本加厉的侵略和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延续二百六十多年的满清王朝最终覆灭。

这一年，在世界历史上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在欧洲，迫害犹太人的德雷福斯案进一步升级，大作家左拉在发表著名的“我控诉”公开信和激情澎湃的法庭演讲后被判有罪，身陷囹圄；在美洲和太平洋，美西战争爆发，老迈的西班牙被南北内战后经济起飞的美国轻松击败，美国掠得菲律宾等大片殖民地，同时开始将加勒比海变成合众国的后花园；在苦难深重的中国，清政府将旅大租借给沙皇俄国，从而为之后的日俄战争和辽东同胞的又一场灾难埋下伏笔。而在古老的帝都北京，一群不甘山河沦丧的知识分子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也在进行中。

时间倒回到1895年4月，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在日本山口县下关市落笔盖印，中国被割去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后赎回），放弃附属国朝鲜、琉球，同时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噩耗传来，举国震动。中国一向鄙夷的倭奴小国竟然在被培里率舰队打开大门不过四十余年后，通过明治维新，摇身一变成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将天朝上国的最后一片遮羞布撕了个稀巴烂，正如梁任公所说，“唤起吾中华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正在北京应试春闱的十八省一万三千多名举子，在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的组织下公车上书，痛陈民族危亡局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当然，结果必然是不了了之，早已被东洋人和“友邦人士”吓破胆的顽固派极力阻挠，上书没有送到光绪帝手中，但还是为三年后的维新变法埋下一粒种子。到1898年，全国宣传维新变法的学会、学堂和报馆已达三百多个，民众议论时政之风日盛。

1897年冬，德国悍然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新一轮狂潮。民族危殆之际，康有为再次上书，这一次终于上达天听，光绪亲自接见了南海先生。一个是四岁登基即为傀儡的青年皇帝，一个是希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康圣人，两个失意者一拍即合，君臣相谈甚欢。经过一系列筹谋，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廿三，《定国是诏》颁布，变法正式开始。

维新派革机构，裁冗员，奖工商，立学堂，办报刊，开民智，练新军，废八股，意图通过大刀阔斧的变法迅速打开局面、获取权力，推进君主立宪和强国自救。但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岂能甘心卧榻之侧他人酣睡，处于社会统治地位的封建官僚地主也不允许盘中蛋糕被人瓜分，于是3个月后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故事，在顽固派的铁腕镇压下，持续103天的变法宣告失败，新政几乎完全被废，以湖南巡抚陈宝箴为代表的支持维新的官员也纷纷被革职查办。

热血仍殷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华夏大地无一时不处于内忧外患之境地，太平军、捻军持续三十余年的起义，帝国主义暴徒得寸进尺的野蛮侵略，都让清王朝风雨飘摇。在马关条约无情碾碎了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大清最后一点可怜的尊严后，戊戌变法是知识分子渴求维新图变、自救强国的积极进取之举，明知前路多艰，路漫漫而修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亦往，勇气可嘉。

同光年间，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根深蒂固，他们高呼：“宁可亡国，不可改革”“变法名为保国，势必乱国”。部分满人则称：“宁可把国家送给友邦，也不交给家奴”。领导变法的知识分子们，既不充分了解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没有过人的政治头脑和敏锐判断，单凭一腔热血和孱弱无权的皇帝，甚至将赌注押在骑墙派袁世凯身上，指望这位用鲜血染红顶戴花翎的袁大人举义勤王，不啻于痴人说梦。归根结底，这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改革，一无政治土壤，二无权力靠山，三无枪杆子，最终也只能是如水中月、镜中花，被封建统治者及其走狗投了几块石子，便化为泡影。

之后的故事呢，不到两年，义和团爆发，协办大学士刚毅出于极端排外心理，也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竟向慈禧奏称“天降义和团，以灭洋人”，而咱们的太后老佛爷也昏了头，对义和团“刀枪不入，不畏洋人”信以为真，惊世骇俗地对十一国宣战，引来八国联军从大沽登陆，沿途烧杀抢掠，祸乱京畿。慈禧裹挟光绪连夜逃往西安，而帝国主义侵略者们在紫禁城过够了坐龙椅瘾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了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为报答洋大人们的不杀之恩，慈禧下诏“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政府彻底沦为洋主子支配下的走狗奴才，神州大地也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终于，1911年，武昌枪响，各省独立，竖子逊位，满清统治吹灯拔蜡。

戊戌变法的几位主角，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慨然赴死，为变法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虽出身于二品大员之家，谭嗣同却没有选择过牵黄擎苍、幽并游侠的生活，而是潜心向禅，厉行孝俭，剑胆琴心，推崇进步，“笔携上国文光去，剑带单于颈血来”。变法失败之际，不逃不走，端坐浏阳会馆，洒扫庭院，浇花品茗，静待死神降临，一片赤子之心，敢做敢当，不愧堂堂男子汉大丈夫之楷模。

谭复生菜市口赴义之际，喊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有之，请自我始！”这等豪言壮语，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勇往无前。想当时必如翼王石达开锦官城受刑之际，“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语，神色怡然。”

康有为流亡日本，一直到十五年后民国成立才重新踏上祖国热土，此时的南海先生已从十几年前的维新派变成了落后于时代的保皇党。民国六年，北洋军阀头子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率手下辫子军自徐州北上京师，在紫禁城上演了一出复辟丑剧。作为保皇党领袖，还拖着辫子的康圣人也不甘置身事外，山呼万岁，三跪九叩，被加封为弼德院副院长。闹剧落幕后，康有为遭通缉，从此隐居不仕。

另一边，与老师不同的是，梁任公回国后积极参与政事，虽政见多变，与袁世凯关系若即若离，时人议论未免有见风使舵之嫌，但梁公仍不失为致力中国社会改造之一代伟人。他组织进步党参与竞选，成为民国初年国会第二大党，两大得意弟子蔡锷将军和戴戡，一个是威震华夏的护国英雄，一个高就四川督军。可惜好景不长，松坡将军英年早逝，戴督军战死秦皇寺，本就由三党合并而来的进步党，也最终因利益冲突、政见不合而土崩瓦解。

戊戌变法五十年后，中国在经历了军阀混战、反侵略斗争、民主自由斗争后重归一统。两个甲子的轮回后，中华民族任人鱼肉的岁月结束，进入了一个国家复兴的全新时代。腐败无能的满清王朝烟消云散，横行神州的帝国主义坚船利炮折戟沉沙，敢为先行的戊戌义士热血仍殷。回顾历史，每一个人，每一家企业都应该牢记，强者才有公平，落后就要挨打。如何在又一个戊戌年和未来几十年愈挫愈勇，壮大我们自己的企业，是现在最应该去思考和行动的。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当在此时。